秦晖:并税式改革与“黄宗羲定律”_评论_评论频道_腾讯网

您所在的位置: 腾讯首页 > 评论频道 > 评论 > 正文 秦晖:并税式改革与“黄宗羲定 律”http://view.QQ.com 2001 年 12 月 04 日 07:09 中国税务 秦晖 我要评论(72) 秦晖 清华大学教授 近年来“农民负担”问题日益成为决策层、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。而“减负”年年 讲, “负担”逐年增,已成为我国经济繁荣中抢眼的暗点之一。为此人们从纯财政角度提出并 实践了许多对策,如绝对量控制、负担率控制、发放负担卡、压缩财政开支等等,而“并税 除费”的征收方式改革则似乎是人们讲得最多的,一些论者还称之为治本之策。 我是赞成在一定条件下“并税除费”的,因为当前“税轻费重”之弊的确十分突出。但应当 强调的是: “并税除费”决不是治本之策,而且如无其他改革配合,它的“治标”效果也不能 期望太高,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。在这方面,我国历史 上的教训不少,财政史上所谓的“黄宗羲定律”就很发人深省。 被称为中国 “启蒙思想家” 的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, 在那个锦衣卫、 东西厂的特务政治和 “清 歌漏舟之中,痛饮焚屋之内”的痞子世风葬送了明王朝、儒生们的抗清也已完全失败后,痛 定思痛,不仅对明王朝而且对整个传统体制都进行了深刻反思。他以“天下为公”的儒家信 条为武器,不仅对专制君主制,而且对秦以来两千年间的“法制” 、政治上的内外朝之制、科 举选官及胥吏之制、军事上的兵志与方镇之制、经济上的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、以及后宫宦 官制度、学校制度等,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论。其中,他批判一条鞭法而要求恢复赋役分征, 似乎显得颇为“保守” 。但只要我们不抱有越晚近的东西越“进步”的先入之见,就应当承认 他的批判是极有洞见的,而且他的评论实际上远远超出一条鞭法本身,对传统帝国千年以来 “农民负担问题”及其解决方法的根本缺陷,也堪称认识深刻。他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天面临 的同类问题,也不无启示意义。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“并税式改革” ,连同“易知由单”这样的配套措施,在中国历史上 都是屡屡出现。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“明税轻、暗税重、横征杂派无底洞”的弊病, 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,财政安排只能“量出制入”而不能“量入为出” 。为克 服胡征乱派之弊、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中饱,并税—除费—简化税则,就成为 主流的改革思路。仅在明清两代,便搞过“征一法”“一串铃”“一条鞭”“地丁合一”等 、 、 、 等。 其宗旨都是要求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 (赋、 “悉并为一条” 役) , “一切总征之” 。 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, 往往还给农民发放“易知由单” (法定税目表) ,允许农民照单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 派。 一般说来,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“向来丛弊为之一清” 。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 外地与初衷相反。原因很简单: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,但这些税种包 括了能够“巧立”的一切“名目” ,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。如今并而为一,诸名目尽失, 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。时间稍移,人们“忘了”今天的“正税”已包含了以前的 杂派,一旦“杂用”不足,便会重出加派。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“积累莫返之害” ,他说: 唐初立租庸调之法,有田则有租,有户则有调,有身则有庸。租出谷,庸出绢,调出缯纩布 麻,……杨炎变为两税,人无丁中,以贫富为差。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,其实并庸调而入 于租也。相沿至宋,未尝减庸调于租内,而复敛丁身钱米。后世安之,谓两税,租也,丁身, 庸调也,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?使庸调之名不去,何至是耶!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,而害

于后世者大矣。有明两税,丁口而外有力差,有银差,盖十年而一值。嘉靖末行一条鞭法, 通府州县十岁中,夏税、秋粮、存留、起运之额,均徭、里甲、土贡、雇募、加银之例,一 条总征之。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,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,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。 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,杂役仍复纷然。其后又安之,谓条鞭,两税也,杂役,值年之差也。 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?使银差、力差之名不去,何至是耶!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,而害于 后世者大矣。万历间,旧饷五百万,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,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,倪 元璐为户部,合三饷为一,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。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,岂知其所以 亡天下者之在斯乎!使练饷、新饷之名不改,或者顾名而思义,未可知也。……嗟乎!税额 之积累至此,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。 这意思是说: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(即“租” ,征收谷物) 、人头税( “庸” ,征 收绢)和户税( “调” ,征收麻布) 。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,全都以贫富(即占有土地的多少) 为标准来征收,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,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。相 沿至宋朝,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,然而却在此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( “丁身 钱米”。后人习以为常,认为“两税”只是土地税, ) “丁身”才是户税和人头税,其实那是重 复征收的。如果当初不把庸、调之名目取消,何至于此?所以杨炎的税制改革一时有小利, 却给后世留下大害。到明代,在两税、丁口税之外,又征劳役(力差)和代役租(银差) ,本 来是十年轮一次的。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,把两税、丁口、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 一起征收,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,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。这实际上是把银、 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。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,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。后人习以为常, 认为“条鞭”只是两税,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的,谁知道那也是重复征收的?如果当初 不取消银差、力差的名目,何至于此?所以一条鞭法也是一时有小利,却给后世留下大害。 到明末,朝廷又先后加派旧饷(辽饷)500 万两,新饷(剿饷)900 万两和练饷 730 万两。户 部尚书倪元璐要改革,又把三饷归并为一,实际上是把这些杂派又并入了正税( “两税”。如 ) 今(黄宗羲写作时的清初)人们以两税之征为理所当然,岂知其中包含的三饷加派正是导致 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!设若三饷之名目不改,人们或许还会顾其名思其义,知道这是税外的 加派,以后再加不得了。天哪!这样每改革一次,负担就加重一层,老百姓还有生路吗? 就这样,历史上每搞一次“并税”改制,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。现代有史学家把这“黄 宗羲定律”用公式表示,即: 两税法=租庸调+杂派 王安石免役钱法=两税法+杂派 =租庸调+杂派+杂派 一条鞭法=王安石税法+杂派 =两税法+杂派+杂派 =租庸调+杂派+杂派+杂派 倪元璐税法=一条鞭法+杂派 =王安石税法+杂派+杂派 =两税法+杂派+杂派+杂派 =租庸调+杂派+杂派+杂派+杂派 地丁合一=…… =租庸调+杂派+杂派+杂派+杂派+杂派 通式:bn=a+nx。式中 bn 为经过 n 次改制之后的新税额,a 为原始税额,x 为杂派,n 为改制 次数。显然,这是个累进的算术级数。

正是出于对这一“定律”的恐惧,明清时的一些县志作者便在《赋役志》之类章节里把过去 已经归并的各种杂派名目不厌其烦地列出,并告戒“后之好事者切勿轻言归并税则,以贻后 患” 。 黄宗羲对这类改革的看法也许比我们今天的一些评论更为深刻。正如今天人们常说军机处之 类措施“根本解决了相权问题”一样,人们往往也说地丁合一之类措施“根本解决了”力役 或人丁负担等问题。但研究者很快发现早在宋代“摊丁入亩趋势已普遍出现” ,钱物代役更是 汉朝的“算赋” 、晋代的户调、唐朝的丁庸和宋代的免役钱等多次实行过的。而清代的摊丁入 亩也不过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又一次重复,因而有“清代一条鞭法”之说。实际上,力役或人 丁负担不久又在合并后的“地丁银”之外重复出现,到晚清、民国时, “地丁属地,差徭属人” 又成了各地的常规。因此, “黄宗羲定律”实际上是专制王朝时代的又一个怪圈。 从并税改制到又一次杂派高潮的“周期” ,与所处王朝盛衰阶段有明显关系。王朝治世吏治相 对清明时,这一周期较长,改制的积极效果也持续较久。王朝衰世吏治腐败,周期就会大为 缩短。唐初租庸调并徭役为丁庸,维持了较长时间,但唐中晚期的两税法就衰败得非常之快。 仅十年左右时间,弊端即已丛生。正如陆贽所说,两税本以大历以来农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为 标准,把大量临时杂派并入其中,而本来这些杂派财政如果好转是有可能减免的。如今并入 常税,已是“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,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” 。然而很快,两税之外又出现 了“急备、供军、折估、宣索、进奉”等等临时加派,成为经常的附加税。而且代役税已并 入两税,很快又另有以召雇为名的征役,以和市为名的科配。陆贽认为这都是并税改制惹的 祸。上引黄宗羲的话也表明,从一条鞭到倪元璐税改,并税引发新杂派潮的周期越来越快了。 当然,以“黄宗羲定律”来完全否定并税式改革是不对的。在历史的局限下没有别的办法, 这种改革至少可以起到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一时之效,连这样的改革都不搞就真是因循守 旧了。两税法、一条鞭历史上都算是成功的。史家往往把陆贽这样的人视为保守派(黄宗羲 有“启蒙思想家”的大名,人们就不太说他) ,这也不能算错。关键的问题在于:并税式改革 可以搞,但光有这样的改革是不够的。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如果长期受到忽视,如果他们 总被视为“耕田奉上之草民” ,那么任何单纯的“税改”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 1995—1997 年间笔者在一些农村税改试点县已经看到那种“积累莫返之害的苗头。而当时一 位乡镇官员的话给我印象很深,他说: “并税改革的确好,过去那些统筹、摊派什么的,农民 要就是不交,你还真没办法。如今一合并成皇粮国税,农民再不交那就是抗税了,我就好派 出警察去抓人啦! ”如果这样的想法成为实行“并税”的出发点,其危害可以想见。 因此我认为,在其他改革(尤其是乡村民主、村民自治改革)不能配套的情况下,并税式改 革是有一定风险的。即使从治标的角度讲,绝对量控制(定死征收的绝对额而多年不变,不 搞什么“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几”之类软性的相对指标,财政上厉行“量入为出”而杜绝“量 出制入” )也比并税式改革更重要。能控制住绝对量,再用并税式改革来防止征收额流失才有 意义。 而如今有时并税式改革却是作为绝对量控制难以指望条件下的对策, 这就难以避免 “黄 宗羲定律”的陷阱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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